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曾经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难解决的问题，莫过于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这两个目标的矛盾。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也指出：“中国仅以世界上9.6％的自然资源，9.4％的资本资源,1. 85％的知识技术资源和1.83％的国际资源，为世界上26%的劳动力人口创造了就业机会，这给中国就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1}

中国是人口大国，中部地区是经济欠发达而又人口众多的“微缩中国”的真实写照，所以，人力资源是我国，也是我们中部地区的最大优势、潜力，但同时也是限制我们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的瓶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特别是我们中部地区的就业压力很大，可以说能否科学地解决就业问题事关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一、就业问题的法律属性

1．就业问题的核心是劳动权

就业分为创业、初次就业和再就业。现阶段，劳动还是人们谋生的主要手段，所以通过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就业来获取报酬，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生存、生活的主要方式。那么以劳动为核心的劳动权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的社会权益。劳动权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支配自身劳动力，并要求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劳动机会的权利。”{2}劳动权的内容体系是建立在就业权基础之上的，它主要表现为就业权。

劳动就业权是指劳动者依法享有的参加社会经济活动并获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权利。它是赋予有劳动能力的公民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劳动就业权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权作为一项特殊的公民权利，它的实现有赖于就业机会的生成和获得，所以，劳动权要通过就业来实现，保障了就业权也就保障了劳动权。

2．就业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人权是人所固有的权利，是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人真正能够成为人，就必须享有人权，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人的尊严与价值。”{3}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

首先，就业权是生存权。人权问题研究的首要基点是人的生存，生存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生存权是维持人的生存的基本权利，是基于人类的生存本能而产生的。如果公民连生存都难以保证的话，其他权利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从人的需要来看，生存需要也是第一位的。只有生存需要得到满足，才不至于对人们追求更高的需要形成限制，人们才有实现人类所崇尚的自由权利的更大的可能性。“生存权作为法律概念通常不仅是指人的生命不受非法剥夺的权利，而且包括每一个生命得以延续的权利。” {4}由此，在生存权中，不仅含有生命权，还包括生命的延续权，也就是人作为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物质保障。

劳动者作为积极的权利主体，有权要求国家和社会为其提供劳动就业的机会。就业不仅是公民谋求生存的需要，同时也是个人纳入社会之中，成为社会人并保障人的本质，使人性不退化，并随着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得到不断升华的基本条件{5}。劳动就业是对人权的基本的保障方式。从社会的角度看，就业问题关系着广大社会成员的生计，关系着社会的公平与公民劳动权的实现。它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而且也是每个人生存的基本要素。就业权是劳动者生存权的基本构成部分，是公民实现其他权利的基础。劳动就业是实现生存权的一般手段，是公民获得生存权的必要条件。没有劳动就业，生存权就没有保障。只有通过就业，获得报酬，才能得到人们生存所需要的财富。

其次，就业权是发展权。与生存权一样，发展权也是一项基本人权。首次提出发展权的人权概念的是塞内加尔法学家卡巴·穆巴依（Keba M Baye)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院演讲时指出：“发展，是所有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每个人都有生活得更好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发展权，发展权是一项人权。”{6}发展权既是个人权利，又是集体权利，是保证人能够持续、均衡发展的一项人权，是一种在生存权前提下进化与发达的产物，是旨在为社会提供维持其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物质形态的权利。它与生存权均制约着其他人权的实现，是人权大厦的基石。

发展权的基础性地位还表现在它的主体的普遍性，它的主体是存在着众多差异的普遍主体。它赋予所有人以发展的权利，这也符合人类全面发展的宗旨。发展权是力求实现其他人权的手段的权利，这也是它的功能。在实现发展权的过程中，其他权利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保证。虽然发展权同时是一项集体权利，但发展权利的核心内容是个人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充分发展。个人能力的开发是社会的推动力，也是集体发展的前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实现了发展权，实现了人的个性的发展，才使人受外界的制约性降低，充分体现人的本质需要。

正是基于发展权的特点，我们说就业权是一项发展权。发展权要求人不仅局限于生存，还要从生存的本能提升到追求生活质量上来，它给予人提高生存能力的同时提高生存质量的权利。就业权的实现恰恰是关注生活质量的前提，劳动者在就业中使个性发展成为可能，使生存质量的提高得以保证。

二、中部地区的特点及就业压力

传统的中部地区涵盖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六省。虽然“中部崛起战略”已经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但这里的“崛起”是相对于“中部塌陷”而言的，即中部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均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

一是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中部地区人口总量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6％左右，比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高10％～20%人口是就业率的分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分母越大就业率越低。在一些发达地区（如上海市）探讨放开2胎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时，人口问题始终是我们中部地区的心病。

二是教育滞后，就业竞争力小。受地缘因素的影响，中部地区的各级各类教育严重滞后。在我们共有的一片蓝天下，当有的地区已经吹响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凯歌时，我们还在为实现“普九”发愁；当有的校园假如设置于欧美也叫人叹为观止时，我们的一些学校即使摆在非洲也让人感到寒酸；当有的学校出现了教职工私家车群体时，我们的一些教职工却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我们中部六省却仅有5所研究型大学，其中河南、江西、山西均为0。河南、江西至今尚未建成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

三是观念陈旧，就业范围狭隘。“华夏历史半河南”，河南是中部地区的缩影，中部地区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也许是因袭的力量过于沉重，“父母在不远游”、“落叶归根”的古训，“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美景，使得人们非常热衷于在家乡或家乡附近找工作就业，对于外面世界的精彩，有意无意地排斥。这种理念的落后，对新生事物的排斥有时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如学科集群作为一种新兴的、有效的学科组织形式，已经在发达国家盛行，在国内发达地区也引起了高校和政府的关注。但我们中部六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均没有出现“学科集群”的提法，甚至正在制定中的河南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也没有提及“学科集群”；再如河南“建立产业集聚区”的提法，理念上整整倒退了100年。

四是农业社会，处境尴尬。大家都知道实现现代化必须以工业化为前提，而要实现工业化则必须改变农业大国、农业社会的定位。尽管中部六省矿产资源种类齐全，储量丰富，重要或稀有矿产资源的丰富度远优于东部，密度也高于西部，且资源配套程度较高，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储量居全国第一位的就有：山西的煤、煤层气、耐火黏土、铝土、铁矾土、镓、铂；安徽的明矾；江西的铜、金、银、铷、艳、碲、伴生硫、***岩、滑石、粉石英、铀、钍；河南的钼、兰石棉、铸型砂岩、天然碱、珍珠岩、兰晶石、红柱石；湖北的泥灰石、柘榴子石和金红石；湖南的钨、铋、独居石、莹石、海泡石、重晶石、长石等。但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中部的“粮仓”地位决定了我们必须长期保持“农业社会”的尴尬定位。

五是政策、法律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是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和发展，随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接着是振兴东北工业基地，均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对中部尚无重大政策和发展战略举措出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部已跌入“政策低谷”（尽管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国家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但至今鲜见实质性的优惠政策）。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部地区始终承担着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双基地”建设的重要任务，按照世界各国的通行规则，中部理应享受更多的优惠政策，但事实上不仅没有享受到，还正处于政策边缘化的境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明显落后于东部，甚至在近年也落后于西部。被中部地区引以为豪的承东启西独特的区域位置，其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交通设施日益完善的今天，空间距离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大大缩减，中部地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资本从自己的上空流过。改革开放后投资的政策倾斜性是导致东、中部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与东部资金净流入形成对比的是中部资金的净流出。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但这并不代表资源优势就一定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如果没有政策推动，没有外来大规模资本流入，这些资源就很难得到充分利用，这最终会阻碍中部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99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以来，中国迎来了法制建设的春天。为了保障人权，促进就业，我们相继出台了《失业保险条例》、《残疾人就业条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看似“有法可依”了，似乎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这对于先天不足，深陷政策“洼地”的中部地区而言，很可能造成新一轮的巨大伤害，进而出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这不仅不利于中部地区的发展，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

三、中部合作促进就业的对策建议

常言道“老大惯老小娇，苦来苦去苦中腰”。尽管中部地区的许多省份都想摆脱这个“中”字，但与生俱来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将永远与“中”字为伍。所以，当务之急是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加强合作，用足用活政策与法律。

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用不平等的政策解决事实上的不平等

思想观念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往往是持久而深刻的，或许是由于历史的沉积过厚、过重，中部地区长期以来缺乏能导致市场经济活跃和发展的文化氛围。应该说，历史留给中部地区的遗产比较丰厚，然而在改革开放年代，中部人却缺乏应有的激情、冲动和勇气，表现为：习惯于照搬上面的指示，或重复一些“放之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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