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保险权的提出与发展

社会保险权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1883-1889年，德国通过有关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老年与残疾保险的三项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为维持健康和劳动能力，保护母性，防备老年衰弱和社会的突变，国家在受益人的协助下，建立各种领域的社会保险制度。”此后，社会保险权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为一项基本人权，保障社会保险权成为各国设计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理念。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确认“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年老或者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社会保障”。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制定了完备的社会保险标准。联合国大会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按照我国《宪法》第33条第三款、第14条第四款、第44条、45条的规定，社会保险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社会保险权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为了使《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险权成为具体的公民权益，使全体国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近年来我国开始通过立法构建具体的社会保险制度。200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草案)》)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2009年1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社会保险法(草案)》进行了三审。

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险权是指参保人或其家属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在遭遇社会风险时享有获得社会保险待遇或保险服务的权利的总称。该权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权利主体是参保人及其家属，不再限于劳动者。传统社会保险理论认为“社会保险对于要保人之资格有详细之规定，凡不从事工作者(即无职业者)，除非实行全民保险制度，则无机会参加”[1]，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已经突破了与就业的关联性，社会保险主体的发展趋势是由劳动者向全体公民扩展，无论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参加劳动、是否从事雇佣劳动，其都有资格参保。第二，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具有多元性，雇主(在我国称“用人单位”)、个人和国家都可以成为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承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国家在社会保险基金不足以支付保险待遇时承担财政补助责任。第三，社会保险权的客体即社会保险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保险基金。第四，社会保险权的内容包括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给付或保险服务、参与社会保险监管等多个方面。

二、社会保险权的法律属性

(一)社会保险权具有社会保障权的一般属性

1.社会保险权具有基本人权的属性。社会保障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作为社会保障权核心的社会保险权自然具有基本人权的属性。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宪法》关于社会保险权的规定蕴涵着权利平等原则，即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论其是正规就业还是非正规就业，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都平等地享有社会保险权利。我国传统社会保险制度把社会保险设置为城镇居民甚至是城市国有企事业单位劳动者的专利，而把农民和其他群体排斥在制度之外，这与社会保险权的基本人权属性是相悖的。社会保险立法应坚持《宪法》关于社会保险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平等性原则，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体系，使人人公平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2.社会保险权具有社会权属性。社会权是与福利国家、积极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它要求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消除因社会不公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弊病，保护和帮助弱者。社会保险权具有社会权属性，其实现需要国家进行积极的干预，如由国家将社会保险作为强制保险，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参保；通过法律、法规直接规定参保人的缴费比例、享受社会保险的资格和条件、社会保险待遇的内容等。虽然社会保险基金的建立需要被保险人和雇主承担缴费义务，从而对公民及法人的财产权产生限制，但由于社会保险具有社会权属性，其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对公民财产权的损害远远小于对社会公共福利的惠益，因而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社会保险法要求的强制参保虽然可能对公民的劳动自由和雇主的营业自由产生限制，但因其符合维护社会安全的目标而具有正当性。[2]

3.社会保险权具有物质制约性。社会保险权的实现受到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人口状况等的制约。社会保险水平过高，政府尤其是用人单位在经济上就难以承受，就会影响用人单位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最终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劳动者实际享受到的社会保险待遇降低。社会保险水平过低或社会保险覆盖面不全，部分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就难以保证，就会导致社会动荡、不稳定，最终影响社会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社会保险权的物质制约性决定了其经济依赖性和实现程度。我国2008年《社会保险法(草案)》规定“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无疑体现了社会保险权的物质制约性的要求。

(二)社会保险权的独特属性

1.社会保险权在社会保障权利谱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社会保障权由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和社会福利权构成一个权利谱系。社会救助权是使国民免于生存危机的权利，其功能在于维护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需要和社会安全；社会保险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其功能在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进而保证社会成员有尊严地生存并为其人格的自由发展创造平等、必要的条件。与社会救助权相比较，社会保险权的功能不仅在于维系被保险人的生存，而且在于使被保险人有尊严地生活，因此，“一般情况下，社会保险的给付应高于社会救助的`满足最低生活需求"或`维持最低生活水准"，否则不仅将混淆两种制度的功能，还可能引发`道德危机"”。[3]社会福利权是公民为提升生活质量而要求社会或国家提供一定的设施、服务和措施的权利。我国目前社会福利权的主体限于部分社会成员即弱势群体，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权尚未实现法定化。

2.社会保险权具有权利义务相关性。社会救助权是一种生存权保障，如果获得社会救助也需要支付一定的对价，那就必然导致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存面临威胁，社会救助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就无法实现。而社会保险权的取得需以履行社会保险义务为前提，“福利的提供和接受者是一种互惠或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双方相互附有契约性义务：一方提供福利，另一方通过缴费来购买福利”[4]。坚持权利义务相关联原则是社会保险制度有别于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标志，该原则使得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必须以参保及缴费为前提。但是，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多少与缴费的多少并不存在等价关系，“与商业保险相比较，社会保险含有社会扶助的性质，其给付虽与保费有一定联系，但更应顾及社会平衡因素”[5]。因此，社会保险中的权利义务相关性完全不同于私法领域的权利义务对等。

3.社会保险权是一种综合性、复合性权利。社会保险权是由若干子权利组成的一个“权利束”。国际劳工组织1952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会员国对于医疗津贴、疾病津贴、失业津贴、老龄津贴、生育津贴和遗属津贴可考虑通过保险手段兑现。我国社会保险权利的内容包括养老保险权、医疗保险权、工伤保险权、失业保险权和生育保险权。社会保险权利的综合性要求国家立法机关不论是采用综合立法模式还是采用分散立法模式，最终都要建立包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多个险种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构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工伤有补偿、失业有救助、生育有保障的“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险权的复合性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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