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机构：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
　　作者：孙琳 薛静怡

　　2016年，二十国峰会在杭州举行，发布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该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为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仅几十年，以人工智能、数字化、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已经在社会经济领域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龙卷风——数字经济所向披靡，席卷全球，且势头不减。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建设数字中国。

　　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产业的变革，劳动用工模式也顺势而变。人工智能替代了低技能、重复性的劳动，同时也提高了生产力。数字信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也增加了经济规模扩大引起的岗位需求。互联网则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供求信息匹配的平台。大数据信息和互联网平台实时共享信息，动态匹配供求信息，以更为灵活的用工方式创造了各种形态的工作机会。[1]

　　数字技术引领了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下新业态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劳动用工模式的转变，而这些转变又给劳动用工实践带来了实际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1）平台用工带来的劳动关系认定和社会保障问题；（2）远程办公中的工作空间和时间问题；（3）劳动者隐私保护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劳动者基本劳动保障、休息权以及隐私权，也涉及企业、平台权利和义务。这些都是数字经济下劳动用工变革所带来的新的、亟待解决的权益保护问题。

　　一、劳动关系认定及社会保障问题

　　数字化给当前用工关系带来的挑战首当其冲便是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互联网构建的云端平台极大地拓宽了信息渠道并提供精准的供需匹配。原本供需双方的经济活动增加了“供需匹配”这一环，也增加了平台这一参与者。所以，原来由供需双方构成的法律关系转变为有平台参与的三方法律关系。服务提供方的劳动或者劳务通过平台的介绍、安排、分配、匹配等方式才得以连结对应的需求。[2]这一新的形式带来的问题便是平台与服务提供方（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

　　在实际操作中，多数平台与劳动者并不直接建立法律关系。以外卖骑手为例，表面上看外卖骑手是平台的工作者，为平台创造收益，但在实际情况中，平台只是为其背后实际运营的公司提供信息服务。一方面，平台向消费者和用户提供信息，另一方面，平台的实际运营公司将外卖配送服务外包给区域代理商，而骑手则与区域代理商签订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合作协议、承包协议或是其他各种名目的协议。通过这种“承包”“众包”等方式，平台的实际运营公司以“信息服务提供方”的身份自居，外卖配送这一业务虽然打着平台的旗号，却由第三方承揽并与劳动者建立联系。

　　平台用工的模式避开了传统劳动关系中的“从属性”，即劳动者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接受平台的管理和监督，以避免法律中的劳动关系。而第三方承揽与劳动者的联系也被模糊化，进而平台劳动者的权益，包括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受劳动法保护、是否应当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等也未能得到全面、清晰的界定和保障。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创造了一些新兴职业和用工模式，如网络主播、电竞选手日益增加，疫情下的共享用工也如火如荼，这些都给劳动关系的认定和社会保障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

　　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判例，总结下来判断平台用工以及新兴法律关系是否构成劳动关系，通常应从几方面来审查：（1）双方意思表示，即从表象来看双方所签署的合同或协议的类型，但应注意不能以双方排除劳动关系的约定来简单评价；（2）人身依附性，即是否具有管理被管理关系，如劳动者是否有自主选择工作、工时和场所等权利，平台是否有指导、监督或管理的存在；（3）组织依附性，即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为平台的业务组成部分；（4）经济依附性，即收入来源、发放形式等。而对于社会保障问题，更是一项需要从国家制度层面解决的问题，在劳动关系边界不清的情况下，劳动者基本保障更加不容忽视。

　　二、 远程办公中的工作空间和时间问题

　　数字技术打破了工作空间与工作时间的限制。居家办公、远程办公早已不是新鲜的办公形式，尤其在疫情期间，这样的模式被大范围地普及。数字通讯技术则令工作触手可及。邮件和信息的快速传递缩短了劳动者与工作之间的通讯距离，提高了沟通时效，但同时也模糊了工作时间这一概念。

　　在工作空间方面，远程办公的优点显而易见。劳动者免去了通勤的麻烦，对工作安排也有更高的自主灵活性。但也有社会调查显示，相比传统劳动者，远程办公的劳动者面临着缺乏与同事之间的社交沟通、绩效难以评估等风险。[3]由于劳动者脱离了用人单位可进行管理的地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连结仅通过工作成果以及有限的沟通维系，这使得远程办公在为劳动者提供灵活性、节省办公成本的同时，也给用人单位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风险，比如绩效管理问题、工伤问题、信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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