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9日，某电商平台女员工下班后猝死。在此之前，一位外卖骑手送单途中猝死，还有某科技公司员工猝死……他们的接连猝死引起社会广泛争议。

　　该如何看待互联网用工致死这种现象？“工作致死”是否是无解困局？互联网时代，该如何设计面向新时代的劳动法律？围绕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与专家展开了对话。

　　对话人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副主任　　　　　　王天玉

　　《法治日报》记者　　 陈 磊

　　极限施压酿成悲剧从业人员接连猝死

　　记者：据我们的观察，“工作致死”正在成为困扰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一个难题。去年12月29日，某电商平台一名女员工下班后猝死；去年12月21日，一名外卖骑手在配送途中猝死。事发之后，与此有关的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引发社会广泛争议。

　　王天玉：近期发生两起互联网从业者猝死的悲剧，一是外卖骑手猝死，二是某电商平台女员工加班至深夜后下班猝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劳动关系，后者有劳动关系；共性在于二者都通过互联网平台劳动谋生，可以说是互联网平台生态系统的一份子。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极限施压”是造成劳动者猝死的直接原因。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平台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独占制定规则的权力，在激烈市场竞争和资本市场压力的驱动下，他们无极限地追求效率和业绩，将经营压力转变为工作强度，转嫁给互联网平台生态系统的从业者。

　　其中，平台对外卖骑手“极限施压”的方法是通过算法寻找订单配送的最短时间，据此不断减少订单额定配送时间，实现骑手配送的“最优效率”，这也给骑手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身体压力。而平台对本企业员工的“极限施压”则没有如此“精准”，一般是简单的超长加班。如果说2019年广受争议的“996”工作制是互联网企业对其员工的第一次集体“探底”，那么近期某电商平台女员工猝死事件则是探底之后的“极限施压”。在平台企业“极限施压”的生态系统下，骑手和员工的猝死是公众能够感同身受的悲剧。

　　为什么平台企业可以对系统参与者“极限施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互联网企业有今天的发展成绩，离不开技术进步、人才红利和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而平台用工的发展也有了显著的社会价值，尤其是促进了就业。对于如何规范互联网平台用工的发展，此前在政策层面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而今，大型平台已建构其自身完备的生态系统，平台企业凭借大数据、算法、资本等优势掌握了支配性权力，在该系统内的骑手、员工只能服从。我们需要反思，在享受平台用工带来的生活便利同时，是不是也强化了平台“效率绝对优先”的价值导向，成为其宽松制度环境的助推者。

　　平台权力缺乏制约法律制度亟待完善

　　记者：其实，猝死的案例并非今日才有。2015年3月，时年36岁IT男张某猝死于酒店马桶上，当日凌晨1点发出最后一封工作邮件。2016年6月，时年34岁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某因经常熬夜，在北京地铁上晕倒，经施救无效离世……我们是时候该反思这种现象背后法律应对上的不足了。

　　王天玉：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对工时制度已经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标准工时制是“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再如，《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标准工时重新规定为“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但在实践中，我们没有守住劳动基准的底线。就平台企业的员工而言，从“996”工作制到近期曝光的无节制加班，是公然违反劳动法的行为。

　　但是，劳动法是“没牙的老虎”，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手段。诸如平台企业无节制加班的情形，劳动法第九十条仅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我们需要注意到，此处的罚款不是“应当”，而是“可以”，属于可选择的执法措施。

　　在此背景下，一个企业可以以很低的违法成本突破法定加班限制，而任何一个企业这样做都会形成对同行其他企业的成本优势，其他企业或主动或被动地跟进，由此导致行业性的加班泛滥，劳动基准全线溃败。当劳动者失去了劳动基准的“保护伞”，加班常态化或者说被视为理所应当时，美化甚至是鼓吹劳动违法行为的“福报论”“奋斗论”才会粉墨登场。

　　另一方面是，我国尚未构建起适应数字时代新就业形态的法律制度。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是与互联网平台相关的就业形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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